突围与围猎:深度解析全球负极材料供应链变局
摘要: 本文以挪威Vianode公司在加拿大圣托马斯市投建大型人造石墨负极工厂为切入点,系统剖析了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意图构建“去中国化”电池材料供应链的战略行动。本文首先概述了该项目的核心要素与战略意图,继而提炼其背后“摆脱对中国负极材料依赖”的中心思想。随后,通过梳理近期一系列政策、贸易与企业动态,论证了此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一场由地缘政治驱动、多国多企业参与的系统性产业重构。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分析了当前中国负极材料产业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并探讨了产业的可能应对策略。最后,对全球负极供应链正在形成的“双体系”竞争格局做出总结性展望。
2025年11月20日,挪威石墨公司Vianode宣布了一项震动北美电动汽车产业的重大投资: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圣托马斯市(St. Thomas)建造一座价值32亿加元(约合23.5亿美元)的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工厂。这座规划年产能高达15万吨的工厂,预计于2028年投产,届时将成为北美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人造石墨生产基地,其产能足以配套超过200万辆电动汽车的电池需求。
其一,精准的选址与产业集群效应。Vianode的工厂并非孤悬海外,而是精准落子于圣托马斯市占地1500英亩的Yarmouth Yards工业园。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全球汽车巨头大众集团旗下投资高达70亿加元的PowerCo电池超级工厂也坐落于此,并已破土动工,预计2027年投产。这种“材料厂与电池厂比邻而居”的布局,生动诠释了“本地供应商将成为刚需”的产业逻辑。它旨在将石墨负极这一电池核心材料的生产,从遥远的东亚嵌入到北美本土的电池制造闭环之中,极大缩短供应链物理距离,提升响应速度与安全性。
其二,明确的“非中国”替代指向。当前,北美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所用的人造石墨负极材料100%依赖从中国进口。Vianode项目的直接目标,便是打破这一绝对依赖局面。其CEO Burkhard Straube明确表示,此项投资旨在“解决西方、安大略省和加拿大在关键矿物上的难题,为G7打造韧性供应链,填补汽车与电动车价值链缺口”。这一定位使其甫一诞生,便承载了北美汽车产业寻求供应链“脱敏”的强烈期望。
其三,强劲的客户绑定与政策扶持。项目的可行性建立在坚实的市场需求之上。Vianode已与美国通用汽车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从2027年持续至2033年的长期供应协议,其产品将用于通用与LG新能源的合资电池企业Ultium Cells。此外,在项目发布会上,安大略省政府即宣布向Vianode提供6.7亿加元的贷款支持,显示出地方政府在争夺关键产业项目上的积极姿态。此举也与加拿大联邦政府于近期推出的总额14亿加元、涵盖25项举措的关键矿产保障战略一脉相承,该战略明确将关键矿产定位为对国防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材料,并旨在支持本土供应链建设。
其四,顺应技术路径与市场趋势。有文章指出,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偏好性能稳定、一致性高的人造石墨,且混合动力汽车(HV)的电池也同样需要它。在美国纯电动汽车市场因补贴政策退坡而出现波动(2024年10月市场份额从9月的12%以上骤降至约5%)的背景下,被视为过渡技术但更易被消费者接受的混合动力车需求增长。这使人造石墨的市场基础更为广泛,圣托马斯工厂被行业观察家认为可能“供不应求”,并手握“现金牛”客户。
圣托马斯项目并非一个孤立的商业投资决策,其核心思想是欧美国家及其产业巨头,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维护所谓“经济安全”,而发起的针对中国在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场系统性“突围战”。
这场“突围战”的底层逻辑是“去风险化”或“脱钩”。其驱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与政策的强制性倒逼。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扮演了最关键的推手角色。该法案明确规定,想要获得高额税收抵免,电动汽车的电池组件不得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并且电池中的关键矿物也必须符米乐M6 m6米乐合严格的产地要求。中国毫无疑问被归入FEOC范畴。这意味着,任何希望在美国市场享受补贴、保持价格竞争力的车企,都必须在北美本土生产的车型中,系统性剔除中国供应链环节。正如分析所指出的,这迫使美国车企的目标从“成本最优解”转向“政策最优解”,即使替代方案成本更高、工艺更不成熟,也必须强行切换。特斯拉、通用汽车据传要求其美国本土供应链“剔除中国零件”的指令,正是对这一政策压力的直接反应。
其次是战略安全与产业自主的焦虑。中国在负极材料领域的统治级地位是这种焦虑的根源。有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负极材料出货量中,中国占比高达95.9%,其中人造石墨占比达84.4%。美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美国进口的活性负极材料中,68%的人造石墨和59%的天然石墨依赖中国。这种深度依赖在和平时期是效率的体现,但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则被西方视为供应链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构建一条可控的、“非中国”的备用供应链,从商业备选方案上升为国家与产业联盟的战略必需品。
所以,Vianode在加拿大的建厂,实质上是为满足IRA法案要求、服务于北美本土电动车生产而量身定制的“政策性产能”。它标志着全球负极材料供应链,正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效率驱动的全球化体系,开始分裂出一个以北美区域为核心、政治与安全驱动的“本土化”子体系。
Vianode项目只是欧美构建“非中国”负极供应链大棋局中的关键一着。近年来,类似意图和行动已在政策、贸易、企业等多个层面全面展开,形成了一幅多线并举的产业重构图景。
除了前述的IRA法案,直接的贸易保护工具已被频繁使用。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活性负极材料征收反补贴税,其中两家被认定“未充分配合”的中国企业面临超过700%的惊人税率。此项调查由美国本土负极材料生产商协会发起,其目的直指“为对中国石墨征收有意义的关税奠定基础”,以“保护”和“创造本地需求”。尽管特斯拉等车企曾因找不到替代供应而申请关税豁免,但最终未能成功。高达25%的额外关税乃至可能出现更多的惩罚性关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负极材料直接出口美国的商业逻辑,强制将需求转向本土或友岸供应。
终端车企的供应链调整要求是最直接的市场信号。通用汽车不仅与Vianode签约,更被报道已指示其数千家供应商将供应链中的中国零件剔除。福特汽车在推进其与宁德时代技术合作的密歇根州磷酸铁锂电池工厂时,也因面临巨大政治压力而一度中断,最终以“全资子公司运营”的方式寻求合规。这些举措迫使全球零部件企业必须做出选择或调整布局。
与此同时,其他负极材料生产商也在米乐 登录入口行动。例如,美国公司NOVONIX正在提升其高性能人造石墨产能;Anovion Technologies计划投资8亿美元建设新厂;Epsilon Advanced Materials也宣布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建厂计划。尽管这些项目的规模和进度不一,但共同指向了北美本土产能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过程。
一个更深层的博弈发生在中间品与原材料环节。人造石墨的关键原料是低硫石油焦。中国不仅是负极成品的主要生产国,也是优质低硫石油焦的核心供应国。2025年10月,中国宣布对包括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在内的关键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被视作一次强有力的反制。该政策迫使海外电池制造商构建“完全脱离中国”的负极供应链,从而向上游传导出对石油焦的刚性新增需求。有分析预计,海外规划的负极产能若落地,将产生60万-70万吨/年的低硫石油焦需求增量,这可能导致全球低硫石油焦出现结构性缺口,价格中枢系统性上移。这意味著,即便海外建成了石墨化产能,其原材料供应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供应链的“韧性”考验从成品上溯到了最上游的碳源材料。
面对欧美发起的供应链突围,作为全球供应链核心的中国负极材料产业,正站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历史节点。挑战是系统性的,而应对策略也需是多维和智慧的。
市场准入壁垒高筑:以美国IRA法案和高额关税为代表的政策工具,直接为中国负极材料进入北美主流电动汽车市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合规与成本壁垒。这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北美本土市场的份额出现结构性下滑。
技术扩散与本地化竞争:为满足本地化生产要求,中国领先企业如宁德时代,已通过技术授权、合资(持股比例通常较低)等模式与当地企业合作。这在短期内是维持市场参与的理性选择,但长期可能助力培育本地竞争对手,导致核心技术和制造Know-how的部分扩散。
供应链安全反制与原材料博弈:中国实施的人造石墨及原料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它强化了中国的议价能力,并可能延缓海外产能的建设进度。但长期看,它也加速了海外寻找替代原材料(如其他来源的石油焦、天然石墨提纯、新型负极技术)的进程,可能催生新的技术路线或供应格局。
全球供应链格局分裂:世界正形成“美国体系”(政策驱动、去中国化)和“中国-亚洲体系”(效率驱动、深度整合)并行的“双体系”供应链。中国企业需要同时适应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运营复杂性和成本增加。
深化技术护城河,向高端化演进:这是应对竞争的根本。中国负极产业不能停留在规模优势,必须向高端产品(如高性能快充石墨、硅基负极复合材料等)和前沿技术(如钠离子电池负极)持续攀登。通过构筑更坚固的技术壁垒,确保即使海外拥有产能,在性能、成本、一致性上仍难以企及中国头部企业的产品。
灵活的生产力布局,推进全球化运营:顺应供应链区域化趋势,中国领先企业可以“以投资换市场”,在海外(如欧洲、东南亚、甚至通过与合作伙伴在北美)建设生产基地。例如,在墨西哥建厂以服务北美市场,就能有效规避贸易壁垒。这要求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化运营、合规管理及本地化融合的能力。
强化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控制:向上游延伸,锁定优质石油焦、针状焦等关键原材料资源,是保障供应链安全、平抑成本波动的重要策略。通过参股、长协等方式,巩固从原材料到负极材料的全链条优势。
拓展多元化市场与应用场景:在北美市场可能受限的同时,积极开拓欧洲、亚洲其他地区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国本土的电动汽车与储能市场仍在高速增长,为负极材料提供了稳定基本盘。此外,探索负极材料在储能、消费电子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也能分散风险。
利用规则,参与并塑造新体系:在“双体系”格局下,中国企业可以深入研究IRA等法案的细则,通过创新的合作模式(如技术许可、低股权合资、提供核心设备与工程服务)继续参与北美供应链建设。同时,依托“一带一路”等框架,积极推动以中国标准和技术为核心的新能源供应链体系在更多地区落地。
挪威Vianode落户加拿大圣托马斯,犹如一枚清晰的楔子,钉入了曾经全球化程度极高的锂电供应链版图。它连同美国IRA法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大棒、以及各大车企的供应链调整指令,共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的供应链,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战场,其配置逻辑从单纯的“成本与效率”优先,转变为“安全、合规与地缘政治”优先。
这场由欧美主导的供应链“突围战”,无疑会给中国负极材料产业带来阵痛,迫使部分企业退出特定市场,并面临技术追赶的压力。然而,断言中国将被“脱钩”或取代为时尚早。中国在负极材料领域积累的,是近乎垄断的产能规模、极其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持续迭代的工程化制造经验以及庞大的技术人才库——这些优势构成了一个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生态系统”。
未来的全球负极材料格局,更可能走向一种复杂的“双体系”长期共存状态:一个是以北美为代表、政策驱动、成本较高但追求“政治正确”的区域内循环体系;另一个则是以中国及亚洲为核心、效率驱动、不断技术创新并向全球辐射的开放体系。这两个体系并非完全隔绝,在技术合作、资本流动、第三方市场竞争等方面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博弈。
对于中国产业而言,挑战是现实的,但机遇也蕴含其中。压力将倒逼产业升级,从“规模领先”迈向“技术与价值领先”。全球化的新形态,也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具备更强大的跨国经营能力和规则运用智慧。
裂缝已经在全球化的幕布上出现,但这幕布并未落下,它正在被重新编织成一幅更加复杂、多元、也更具韧性的新图景。在这场围绕“黑色黄金”的全球博弈中,真正的胜出者,将是那些能够同时驾驭技术深度、制造效率与地缘政治复杂性的企业与国家。

